主题作为代理，以此展开对当代中国敏感的国内问题的讨论。不过，熟练掌握规避的艺术并不意味着哲学和社会科学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一无所获。相反，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被视作专业的杂技演员，游走在个人研究偏好与追求学术（也许还包括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欲望之间的缝隙里。

项目·江湖

如今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申请第三方资助时拥有众多选择。首当其冲的是教育部旗下的众多项目，例如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人文社科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些项目由国家人文社科基金在各大学设立。此外还包括2011年推出的一系列创新项目，旨在提升大学的创新能力；以及中国社科院设立的国家出版基金和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另外一系列主要的研究项目由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其中包括“重点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西部项目”等等。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括了23个专家小组，对应的是23个传统学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党史与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研究、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与传播研究、图书馆/信息科学与文献学，以及体育学。其他三个分列学科（教育学、艺术学和军事学）的研究则受到单独监管。每个专家小组的人数平均约为十人，正式任期为五年。在专家小组任职期间，他们要为社科基金的项目规划和研究日程的设立提供建议，审查对重点项目的申请，评估研究结果，并为国家社科基金颁发的特殊奖项推荐人选。

在实践中，专家小组成员的聘用因缺乏透明度招致了许多批评。作为不成文的规则，被认为在各自学科的发展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研究机构可以向专家小组推荐自己的代表，这些高级别的学者一般不仅仅具有卓越的学术成就，同时还与党国的上层人士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这些学者往往会在专家小组里待上好几个任期，因此，许多人认为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学术“寡头”。在后续的对基金项目申请者的评审过程中，从全国范围内的专家数据库中选拔出的同行也会参与其中，然而，最终的选择结果仍然是由各专家小组成员自己做出的，他们在决定时往往还会考虑到申请者的机构和个人背景。

意识形态改头换面

考察最近几年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可以发现当下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动向。观察自2004年以来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年度状况，最为引人关注的趋势首先是总数量的指数型增长。每年立项的重点项目数量从约20项增加到2009年的约50项，这一数字在2010年蹿升到了150项，在2011年达到了228项，2012年更是创下了257項的记录。

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部分在于官方政策的变化。立项项目数量急剧上升的背景在于，党提出了推动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据中国媒体报道，2011年5月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亲自要求大幅增加国家社科基金的预算，这对于社会科学的整体膨胀发挥了引领作用。

除了官方政策在供给方面起到的扩张作用外，各种需求方面的因素同样促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预算的急速增长。一方面，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显然部分是出于物质刺激方面的考虑。在评审过程中胜出的申请人在三至五年间能够获得6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资金。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中——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内——这笔资金是相当可观的。据说存在着合法与半合法的用这笔资金补贴研究者个人收入的途径；尽管这类行为近来遭到了禁止，但资金仍能用于聘请助手或是购买材料或其他设备。

国家社科基金近年来的另一重大变化是重点项目研究课题的多样化，这与2010年以来立项项目的迅速增加是同步的。狭义上的党的理论课题——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2006年和2007年（即中共十七大前夕）约占课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课题的比例在2011年至2013年（即中共十八大前后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分别下降到了4%、12%和25%。

具体而言，在三大项目类别中，“应用对策”（指的是社会、经济、法律等领域实用性更强的课题）和“跨学科研究”明显体现出了远离狭义的党的意识形态的趋势。然而，对于“基础理论”（指的是更加理论化的课题）而言，趋势就截然不同了；这一类别构成了重点项目的主体部分，并且依然承担着回应党的文件和理论的任务。该类别中党的理论课题——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中国梦”——的比例在2011年为13%，在中共十八大召开的2012年迅速上升到了25%，而在一年之后又迅速下降到仅仅3%。

另一方面，大部分“基础理论”类别的项目明显地呼应着宣传中国历史与民族文化这一党提出的新重点。这些项目的名称似乎就是在重述中共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的文件中列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此外，这些项目仿佛还满足了官方重写中国历史的要求：前几年是清朝热，近些年来则是强调中国更早期的历史。

总之，尽管这些新的研究日程并非是在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狭义的党的意识形态，但它们仍然是在广义上将社会科学“重新意识形态化”，即以塑造中国民族文化的方式来呼应近年来的官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