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马克思学”是西方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学术思潮。从研究主题看，西方“马克思学”以马克思的原生态文本为主；从研究范式看，西方“马克思学”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在当代中国，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特质与问题意识，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有利于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学”，理论特质，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1）05-0028-0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马克思学”以其独特的理论精神和学术影响力，始终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在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的背景下，一些学者进一步加强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创新思想，这应该说是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国的马克思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不仅要坚持走进文本，重读文本，反思现实，还要注重文明对话，其中包括与西方“马克思学”的对话。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特质与当代中国意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原生态文本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主题

马克思学就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原生态思想的学问。“马克思学”一词是由法国学者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于1959年率先提出来的。一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学”的问题争论不休。特别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学”在经院式的研究中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风貌，表现得异常活跃。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权威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加强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学”和中国“马克思学“，无论其内容怎么演绎，无论其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思维，它们的理论源头都是马克思文本、文献中所蕴含的思想。只不过在各自的现实实践、学术背景中实现了不同的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国度，任何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中国马克思学的源头是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西方“马克思学”亦是如此，二者在此具有“家族相似”。西方“马克思学”内部虽然观点多样，流派逐渐增多，各种不同的理论旗号纷纷出场，如，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思想是科学、人学、文本学等，但它们不是一盘散沙，在这个家族内部，有一个共同的最原始源头，即马克思的原生态文本。尽管西方“马克思学”有些思想越来越远离这个源头，如19世纪的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甚至脱离事实地认为“这种救世主义式空想的荒唐名称来自于蒲鲁东的‘科学社会主义’。” 〔1 〕 （P523 ）但是，完全脱离马克思文本思想的是少数，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主次之分的原理，这些完全脱离马克思文思想的马克思学理论不足以决定整个西方“马克思学”家族的性质。因此，西方“马克思学”的源头是马克思的原生态文本和文献。

二、西方“马克思学”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的统一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学”在自身的发展中，力求挖掘更多的马克思原生态和次生态思想，力争从不同层面理解马克思，获得不同的马克思形象。虽然在西方国家，对马克思学的研究大多是经院式研究，但这无疑也是一种学术化诉求。西方“马克思学”非常注重文献学和文本学的方法。因为只有走进文献和文本，才能走进马克思，达到“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无论是马恩对立论、两个马克思论，还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都是坚持学术化诉求的体现。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化诉求体现了明显的反思或批判精神。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现实社会中，面对各种思潮和现实境遇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挑战，西方“马克思学”遵循严谨的方法论思维，力求探寻马克思的本真精神，使马克思思想研究具备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和真正的学术品位。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学”诞生于西方文化背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西方“马克思学”也展现出了反思精神。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弊端进行批判的理论武器。当然，这种批判与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是截然不同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是为了期望资本主义制度能更加完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马克思本人的批判是为了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无疑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的批判品格和精神。

西方“马克思学”不仅坚持学术化诉求，还注重意识形态性。这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精神中就可以看出来。从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来看，尽管他们一开始就标榜自己的“价值中立”，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只注重版本考证、文献梳理和人物思想关系的纯学术研究。但是，“‘标榜’不等于真实，‘主观意图’不等于客观结果，如果把人们的‘声明’当做‘现实’，那就真是过于天真了。” 〔2 〕 （P8 ）西方“马克思学”“内隐了力图解除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除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由此在意识形态上否定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意识形态问题。” 〔3 〕 （P6 ）可见，西方“马克思学”深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此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研究“马克思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和攻击。他们在研究马克思的旗号下,歪曲、篡改、颠覆马克思主义,达到反马克思主义，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的。如有的学者为了歪曲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从布朗基主义那里来的。理查德·亨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中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不是马克思创立和使用的，而只是用它来达到阶级、集团、派系斗争中的某种妥协。可见，西方“马克思学”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其实，马克思学在中国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关于这一点，沈其新和田旭明曾指出:“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在坚持学术化诉求的同时，还要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中。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学术性应该以‘中国化问题’为起点和归宿。这不仅由马克思学本身具有的现实性关怀维度、价值性的应用维度、原则性的人民意识所决定，而且由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化本质上就是主流意识形态问题。中国的学术建设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个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取向。” 〔4 〕 （P70 ）马克思学注重意识形态性，是由阶级社会的特性决定的。在阶级社会，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学”是学术性和意识形态的统一。离开“学术性”谈“意识形态”，必将陷入理论精髓的缺乏和真空；撇开“意识形态”谈“学术性”，必将陷入目标的困惑和盲从。

三、西方“马克思学”的借鉴价值

到目前，西方“马克思学”无论是在学术层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些成绩不是任何人的专利，而是综合开放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思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正在全面推进，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关注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注重与他们的文明对话，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必备的理论自觉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脉络中的一员,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的学术结构’,因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而兴起,充分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这对于长期浸染在僵化、封闭的教科书体系中的中国学者来说, 无异于他山之石。” 〔5 〕 （P53 ）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学。马克思学不是西方的专利，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马克思。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科学命题，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创建与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学，不仅是借鉴和超越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回应“千年马克思”的需要，还是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创新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马克思学的起步晚，经验缺乏，必须吸取他者的有益经验。而西方“马克思学”善于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如一些西方学者通过黑格尔早期的思想来重新阐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进行别样的解读，认为这个“决定”容易让人以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派生物。研究这些新思想，能极大地开阔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研究思路。西方“马克思学”有新思想，中国马克思学有材料，将二者有机结合，是发展马克思学的新境界。此外，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也值得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借鉴。如吕贝尔、诺曼莱文的马克思学研究方法。总之，研究西方“马克思学”，对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学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有利于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有些学者就直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只有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品格，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求善、求和”价值。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提升其实践品格，是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前提性条件。但是,“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一种不良的‘学院化’ 趋势,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作一种纯而又纯的学术活动,关进‘深楼大院’,远离现实,直接地说就是远离政治,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使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变成了一种‘中性’的概念和话语操作。” 〔6 〕 （P110 ）与此相反，西方“马克思学”具有典型的批判现实、反思实践的精神，借鉴这种精神，深入实践，直面现实生活，无疑有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品质的提升，进而提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三种实践形态，这三种形态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在当代中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仅要立足于自身的理论背景去探寻马克思本真精神，还要获取更多的理论资源，评价自身获得的马克思思想成果，从而更好地发展马克思思想。西方“马克思学”的很多理论成果具有开创性，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参考文献：

〔1〕〔波〕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以及它们的各种起源、发展和瓦解:第3卷〔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

〔2〕姚顺良.马克思研究：“历史科学”化，还是“马克思学”化〔J〕.南京社会科学，2007，（10）.

〔3〕王 刚.穿越西方马克思神话 走向中国特色马克思学〔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2）.

〔4〕沈其新，田旭明.探寻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理论自觉意识〔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5）.

〔5〕刘同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0，（5）.

〔6〕陈学明，罗骞.充分认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J〕.学术月刊，2004，（5）.

责任编辑 王建军

〔收稿日期〕 2011-07-20

〔作者简介〕 向 洪（1973-），男，土家族，湖南凤凰人，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田旭明（1984-），男，安徽潜山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